此外，被指定为制裁对象的朝鲜团体和银行利用海外的代理人继续开展活动，通过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金融中心汇款等，维持着与国际银行系统的接口。

近年来，公立医院的不断建设和设备提升，反过来也给人们的医疗成本带来较大压力。但是，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资金落实仍然不够到位，实际上大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的配套资金仍然无法及时与足额地落实到位。

主要针对公立二级专科医院，通过政策性金融资本介入，补给专科医疗机构的服务薄弱环节，同时积极拓展老年人的康复保健、护理等健康服务业领域，形成“医养结合”的新格局。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公共财力支出的增长压力变得更大。通过政策性金融引导公立医院转制改制，有助于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优化医疗投入资本的结构，对于我国公立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控制医疗费用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自从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虽然在公立医院投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到2015年国家对公立医院财政直接投入在1800亿元左右，比2008年提高了2倍多。主要内容包括两点：首先，地方政府积极同社会资本联合设立健康产业基金。

依托公立医院平台，整合健康医疗产业模式、社会资本和科研团队、技术力量，探索构建医疗服务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健全产学研合作制度，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更为全面的资金支持。通过政策性金融渠道，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县域内的二级公立医院争创三级公立医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医疗服务管理能力。政府和企业均希望对方承担更多风险。

难点之四：部分PPP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物有所值评价流于形式2015年财政部先后出台了《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和《物有所值论证指引》，旨在规范PPP项目的运作，防范财政风险。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这一比例对控制财政风险有明显作用，但是对于建设一些有规模、高标准的公共投资项目有时也显得不足。政府方主要诉求是在政府的财政支出最小的前提下，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难点之三：社会资本对进入PPP项目信心不足尽管目前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开行等都在力推PPP，各地也都在积极推动，但PPP项目的实际落地情况并不乐观，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尤其是政府方面，不少地方政府认为PPP就是政府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尽可能多地降低政府风险或财政风险，将风险转嫁给社会资本方。一是从财力保障角度有效提升市县级可承受能力。

而且，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需要政府对债务进行甄别，编制规范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测算未来一个时期的现金流量和偿债能力。再如，目前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均推出了示范项目（或称为典型案例），涉及多个领域，但对于示范项目的认定标准不甚相同，给地方实际操作带来困惑。同时，考虑到政府特许范围是动态调整的，国家没有必要就政府特许单独立一部《特许经营法》或《政府特许经营条例》。这些基础工作没有做好，论证也难以开展。

同时，建议鼓励省级政府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向偏远、基层倾斜，提升财力薄弱地区县级开展PPP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地上物业开发其用地性质应为经营性用地，也应该按“招拍挂”程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样就无法保证轨道交通公司获得相应的土地，能否综合一体化开发成各地政策无法突破的问题。建议在转移支付环节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的统一化进程，让广大中西部县级财政除保障民生支出外，还能有必要的财力支持PPP项目。再者，现在多地的PPP项目尚处于项目识别或是采购阶段，已经签约的项目也多是处于建设阶段，所遇到的法律打架或者法律不适用的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PPP项目向纵深发展，尤其到了后续移交或者回购阶段，就会有更多的问题凸显出来。

目前我国已经普遍建立了县级最低财力保障制度，但是部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还不完全统一。现在大多数的物有所值论证就只是做定性评价，而定性评价主观性较强，且大部分项目只要当地政府愿意推出，社会资本方愿意合作，则物有所值的定性评价基本也都会通过，导致这项评价也基本流于形式。

现实操作中，涉及到工程建设内容的PPP项目首先要采取公开招标或其他招标方式选择确定社会资本方，而后再采取公开招标或其他招标方式选择确定工程建设企业，即进行两阶段招标。